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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分组审议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劳动合同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时，
多位全国人大常委担心劳务派遣被滥用，并建议——
■本报记者 程小旭
１０月２７日，在分组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劳动合同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时，多位委员对劳务派遣被滥用表示担心。
关于劳务派遣制度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蔡昉表示，在某种程度上，相当多的企业不是为了在用工上提高效率、更加专业化，相反，相当多的企业用这种形式来规避他们对职工的责任，比如不签劳动合同就可以不上五项基本社会保险，理论上派遣他们的公司负责缴纳他们的社会保险，但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派遣工是被企业直接雇用。
据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和下岗工人再就业通过这种形式就被劳动合同的权益保障以及社会保险的覆盖所遗漏。“因此，我认为这种劳务派遣形式本身就具备了逃避保护职工权益的机会，可以说是一种天生的制度缺陷。”蔡昉说，“应该从制度上做比较大的变动，来消除派遣工制度的漏洞，以防止企业有这种滥用动机。”蔡昉说。
全国人大常委郑功成说，劳务派遣被滥用的并不是一般的私营企业，我们了解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有大量的劳务派遣人员。劳务派遣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就是“同工不同酬”、“同制不同权”，这跟过去人身损害赔偿中“同命不同价”一样，这三个不同对市场经济基本规则和社会公正是一个很大的破坏。现在“同命不同价”的法律障碍已清除，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若任“同工不同酬、同制不同权”现象持续甚至蔓延下去，社会风险就可能进一步积累。为此，他建议，要强化对劳务派遣公司的监管。不是什么人、什么机构都可以办劳务派遣公司，办劳务派遣公司的前提条件是应具备相应的资质条件，劳务派遣公司应该具备保证维护被派遣劳动者各种权益的资信与实力。
全国人大常委胡彦林说，劳务派遣是这次执法检查中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他提出三条建议，一是进一步细化劳动合同关于劳务派遣适用范围和“三性”岗位的规定，不让企业钻法律空子；二是严格落实劳动合同法中关于劳务派遣工与用人单位的同工同酬规定；三是进一步加强对劳动法律法规的普法宣传。
全国人大常委金硕仁说，克服劳务派遣泛滥亟须法律层面的明确解释或规定。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采取了限制和抑制，规定企业使用劳务派遣工限定在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等岗位，对此应作出更加明确的法律解释，或对劳务派遣的“三性”作出明确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汪恕诚说，出现关于劳务派遣工五花八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政策、法规不健全。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符桂花建议，应尽快出台劳动合同法相关配套实施细则和政策，增强法规的可操作性。通过配套细则对一些操作层面的问题加以明确，防止用人单位规避法律责任。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劳动合同法的宣传力度；健全劳动争议维权和调解机制，加强劳动仲裁机构和监察管理队伍建设；继续加强人大对劳动合同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
全国人大常委邹萍提出五条建议：第一，健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相关配套政策。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框架下探索出台有关劳动关系的规范性文件，针对劳动派遣工、全日制用工、机关事业单位编制外用工等目前争议和隐患较大的群体，结合实际，明确劳动关系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第二，规范劳动定额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的正常晋升机制。建议出台一套科学合理的劳动定额标准和指导企业建立正常的工资晋升机制，从根本上维护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第三，建议出台一些社会保险的优惠政策，降低社会保险进入门槛，增加社会保险制度的吸引力与号召力，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变政府强制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缴纳社会保险为用人单位或劳动者双方自觉自愿缴纳社会保险。第四，加大对基层劳动保障执法机构人员经费的投入。第五，加大劳动保障执法监察力度，依法维护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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